欧罗巴神话

《外交政策》

BY GARETH HARDING | JAN/FEB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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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日零点，当午夜钟声响起时，整个欧洲大陆的夜空都被焰火点亮，从此之后，欧元正式进入流通，而法国法郎、德国马克、希腊德拉克马，以及其他许多古老的货币从此成为废纸一张。在布鲁塞尔，人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声光演出；在法兰克福，一座五层楼高的欧元塑像揭幕，pop乐队为此献上了歌曲《张开双臂》（With Open Arms）。“我确信”，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维姆.杜伊森伯格宣布，欧元硬币和钞票的启动将会“载入所有国家的史册，并开启一个欧洲的新纪元”。

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看起来更象欧洲时刻。启迪大西洋两岸的政策专家们，兴奋的关注着这个出现在全球舞台上魅力四射的新生儿。在2004年的某一期《外交政策》杂志上，帕拉格.汉纳将“时尚”的欧盟描绘为一个“超级强大的花样美男”，而被这位荷尔蒙充沛的新贵轻松超越的美国，则更像是一个全球外交舞台上的乡巴佬。一年后，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用了整整一本书（《欧洲梦：欧洲幻影怎样在未来侵蚀美国梦》）的篇幅来赞扬他，而在此之前，《华盛顿邮报》记者T.R.里德还有一本不怎么畅销的作品，《欧洲的美利坚：新兴的超级大国和美国霸权的终结》。此后的2005年，外交政策专家马克.雷纳德专门著书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将会主宰21世纪》。

令人惊奇的是，当专家们的话语言犹在耳时，随着欧元濒于崩溃，欧洲梦已经变成了许多人的梦魇，缔造它的那个同盟也陷入了多重危机的打击之中，可能即便不是数十年，也需要数年时间来化解。

首先，这是一场经济灾难。同美国一样，欧洲正在经历着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失业率高企（在欢歌热舞的西班牙，失业率已经超过20%）的同时增长几乎消失，银行业正在崩溃，债台高筑的政府则几乎弹尽粮绝。英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内的整整一代人，可能都会面对艰苦的未来。

其次，在表面的经济危机之外，欧盟面对的是最深刻的政治危机。缔造共同货币，这个最野心勃勃的计划如今有破灭的危险。作为另外一个欧盟缔结的基石，人们自由迁徙的原则也正在变化，一些国家开始重新管制边境。有远见的领导人难得一见，在心怀不满的选民推动下，政策正在转向反对移民的民粹主义。在去年九月份的一次年度演讲中，欧盟委员会主席约瑟.曼努埃尔.巴罗佐承认，“我们正在面临这个同盟历史上最大的挑战”。一个月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形容，欧元的威胁是欧洲“自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在二十年的布鲁塞尔经历中，我第一次感到，欧洲同盟的破裂将不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而是有着极为现实的可能。

欧洲同盟的根基建立在这样一个神话之上，即我们都是有着共同命运的人民，一个“永远亲密的同盟”，此话出自1957年，曾缔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但我们现在发现，地区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如今并没有因此得到缓解，而在各个欧洲国家之间，彼此的思想与行动仍然极为不同。在对政府作用的看法上，英国人与法国人完全不同。对于法律的定义，希腊人或拉丁人，又完全不同于丹麦或者瑞典人。在如何看待俄国人这个问题上，拉丁人与德国人相去甚远。而爱尔兰人的税收，在丹麦和比利时人看来，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团结的缺乏，是位于这个大洲的经济和政治弊病之下的，最为深刻的第三个危机。关于欧盟在世界上的立场，关于是什么把它的人民联系到一起，关于它从何处来，到哪里去，对于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欧洲人知之甚少。在欧洲联合超过六十年之后，虽然拥有超过二十万页法案，并缔结了大量条约（目前仍在增加），但我们只是成功的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而不是欧洲本身。

“的确如此，但欧洲本身指什么？”

对于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并不难回答。毕竟，我出生在威尔士，最近二十五年一直在欧洲大陆生活，从奥斯陆、布拉格，到布鲁塞尔。除了马耳他之外，我曾到欧盟的每个国家旅行。我会说几种欧洲语言，并在大学研究欧洲历史和政治。我曾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工作。我最好的朋友分别是荷兰人、德国人、斯洛伐克人和瑞典人。我的伴侣是法国人，孩子可以说英法两种语言。与最近几任美国总统不同，我能分得清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如果说，有一个人算得上欧洲人，或者至少了解欧洲的组成，我应该算一个。

然而我发现，一旦要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却突然无话可说。我可以胡扯一些有关欧洲价值观的段子，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诸如此类，但这些连我自己都无法说服，更别说让我的学生们相信了。

“欧洲的基本价值观是神圣的”，2004年，时任荷兰首相的简.彼得.巴尔科内德表示。然而，当谈到如何实际定义这些价值观时，他却含糊其辞，并承认“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至少1200年，但我们仍然不得要领”。这就是问题所在：价值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正是它们把国家和人民联系到一起。也正是它们，定一个一个社会应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

在宪法的权利法案中，简单明了的定义了美国的价值观，而宪法是每个美国学龄少年必修的课程，也是一些议员随身携带的读物。另一方面，欧盟没有宪法，它的《基本权利宪章》也只在2009年才得以确立。欧盟最近正在建立的一份文件，则是一个几乎无法通过的陈旧条约，自从1957年缔结罗马条约以来，它已经经历了六次修改。最近的欧盟规则手册是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它承认同盟的一些价值观，比如言论自由、民主和可持续发展。但这并不令人满意，美国记者克利斯朵夫.卡德威尔就曾在2009年的畅销书《欧洲革命回顾》中写道，“就什么是欧洲价值观而言，这并不是共识，甚至不是达成共识的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欧洲的立场显然是：抚平战争带来的创伤，从暴政下获得自由（至少是西边的那一半），结束长达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乱以寻求和平。和平、繁荣和自由，这都是令人很难反驳的观点，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在2007年《展望》（Prospect）杂志的一篇论文中，英国人蒂莫西.加尔顿.埃希在清单中加入了法治、多样性和团结。然而，这些都不是欧洲独有的思想。而它们也掩盖了欧盟各国之间众多的差别。

比如法治，或许是加入欧盟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在一些国家，比如比利时和法国，召唤一部新法律要比遵守以前制定好的法律容易的多。而其他国家，比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腐败横行，比如意大利的黑手党，完全是对这个国家南部司法的嘲弄。

然而，谈及多样性和团结，却是整个欧洲最难以言明的事务。多样性曾让欧盟引以为豪，虽然它曾打算用立法的方式令其消失。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求同存异”，在地球的其他角落，很少有哪个地方能像欧洲那样，有着如此灿烂又纷杂的文化、语言、自然景观，而人民又在这么小的区域内和平共处。然而，多样性不等于忍耐，“存异”也不意味着彼此接受，当欧洲逐渐陷入更深的危机，其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逐渐趋于紧张时，这个现实表现的更加清晰。

2008年，荷兰民粹主义政客吉特.维尔德曾建议佛兰德斯（欧洲一伯爵领地，属比利时，译者注）并入荷兰，当时一位佛兰芒语报纸的读者在网络上张贴了自己的评语：“如果佛兰德斯成为那些好事者、小流氓、少年犯和疯子的同路人，我会毫不犹豫的加入反叛军！和荷兰站在同一个阵营，这是最坏的事情！”另外一个人则写道：“同摩洛哥或蒙古结盟也比这个好一些，起码他们不会对着教堂的外墙小便，也不会去吃自动售货机里吐出来的炸丸子”。这些反应或许激烈，但却很有代表性：尽管整个欧洲曾在一起亲密接触和交往了超过六十年，但陈旧的观念依然生命力旺盛，深刻的偏见从来没有消失，政党很少提倡多样性，更多的是倡导忍耐。最近，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匈牙利，甚至更加进步的瑞典和芬兰等国的选举中，选民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担心和恐惧，已经完全走向了里夫金倡导的欧洲梦的反面。

如果真的曾经有一个欧洲梦存在的话，它的出发点应该是全部二十七个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互助。但如果你尝试把这一点告诉法国人，他们会抱怨传说中的波兰水管工在2005年导致欧洲宪法流产的那场大辩论中偷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或者你告诉荷兰人，他们不希望大量金钱流入这个同盟的穷国。或者德国、斯洛伐克和芬兰人，他们一定会对为破产的希腊提供救生索大加抱怨。

1948年，在当时的欧洲会议中，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有句名言说道，“我们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欧洲，来自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把欧洲看作自己的祖国，而且......这片宽广土地上每个角落的人民......会由衷地认为，‘这里就是我的家园’”。

这只是希望而已。今天的欧洲，流动性并不比丘吉尔当年演讲时好多少，如今只有大约百分之二欧洲人生活在母国之外的欧盟国家。1985年，西欧各国在卢森堡的申根城缔约，旨在消除各国的边界，但如今看上去他们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法国最近在同意大利的边境线上设立了边界管制，为了阻止来自利比亚的难民潮，尽管他们曾为了解放那个国家而战；丹麦则抱怨几个邻国，并撤销了一些申根协定中设置的自由旅行条款。看上去，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为接纳所有的欧洲人作好了准备。

在“欧罗巴合众国”，里德写道，新一代“E人类”正在浮现：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品尝同样的鸡尾酒，为同一只足球队加油，穿同样的服装，都在三月九日庆祝欧洲节，为欧洲电视网的歌唱比赛欢呼。“新欧洲的人民，尤其是E人类的成员，正逐渐走向一个共同的欧洲文化”，他写道。

然而在舆论调查中，如今的受访者表现出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比对欧洲的认同多得多。正如前欧洲外交事务委员彭定康所言，“国家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加强.....或许，就令人民心甘情愿为之效忠这一点来sho，国家仍是最大的单位”。实际上，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即便许多单一民族国家也显得太多了。于1988年相比，欧洲多出了十六个国家，这应归功于一些人造国家的解体————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比利时，这个比马里兰州还小的地方，由于佛兰德斯和瓦隆尼亚之间的分歧，截至去年十二月份，这个国家已经超过五百天没有政府，一个世界纪录。

当然，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你可以既是加泰罗尼亚人也是西班牙人，以及欧洲人。他可以是个穆斯林，同时是个法国人。但身份无法人工创造；他们来自持久的锻造。我在布鲁塞尔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故乡威尔士。尽管我拥有比利时的身份证和驾照，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比利时人”。我的护照告诉我，我是一名欧盟公民，但这只是行政上的联系，而不是感情的附属物。汤锅、橘子酱、板球、热啤酒、斯诺克、飞镖、令人尴尬的沉默、烂呼呼的沼泽、慢吞吞的火车、苍白的面孔，这些属于英国。我可以同它们联系起来。是它们造就了我。奥斯坦德海滩、蜗牛、鳗鱼、国王艾伯特二世、花边窗帘、亲吻男人的面颊、侏儒园丁、百分之五十五的税率、赛鸽、姜饼，这些属于比利时，我与它们无关。

或许我八岁的女儿（她曾宣称自己是“一半比利时人”、“一半法国人”，和“一半威尔士人”）将会成为E人类的第一批成员。不过，到现在为止，即便在布鲁塞尔，我也没见过有人会为欧洲节庆祝。如果欧洲人穿上了同一款服装，那很有可能是美国式的衣服。任何统一的欧洲文化都没有普遍性，只存在于一小群精英之中：年轻的欧盟官员、欧洲之星的旅行常客，以及海外的留学生。

当然，欧洲人的确正以一些其它的方式缓慢走到一起。绝大多数欧洲人对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比分的关注多过欧洲议会的选举。多亏瑞安航空和易捷航空提供的廉价航班，因此很多人可以只用一份外卖的价格横穿大陆。对欧盟不太敢冒的英国人，可以为在为当地俱乐部效力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足球明星欢呼之后，到酒馆里要上一杯比利时或者德国啤酒。爱尔兰人在自己的国家，可以聘请波兰建筑商，后者则雇佣乌克兰工人为前者建筑房屋。欧盟提供了信用，这一点打破了航空公司的垄断，也结束了外籍球员的配额，欧洲人获得了在任何成员国生活、工作以及选举的权利。然而，最终统一欧洲的是欧洲人，而不是布鲁塞尔的法令。实际上，欧洲结合的功劳属于许多勇敢的企业家，比如易捷航空的哈吉艾奥安奴和瑞安航空的迈克尔.奥拉里，而不是罗伯特.舒曼和让.莫内之类的政治家。

与美国、亚洲，或是非洲相比，不可否认的是，欧洲人有一些特定的共同点。正如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调查显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生活在警惕战争的阴影之中。他们勉强接受高额的税率，作为获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服务的代价。他们享受慷慨的假期和冗长的午休时间。他们期待良好的公共交通，并关注环境。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继承了自希腊罗马时代沿袭至今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启蒙运动的忍耐和世俗主义价值观，即便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欧洲是什么》中，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曾经问德国作家汉斯.恩佐斯伯格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还是德国人。他的回答是，不会有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经过短暂停顿之后，他接着说，“另一方面......如果我被放在一个热气球里，降落到任何一座欧洲城市，我都会知道自己在欧洲，我知道怎样找到一家酒吧，怎样找到火车站或是一家食品店”。这话颇有些道理。无论站在布拉格的查尔斯桥上，或是圣塞巴斯蒂安的贝壳湾海滩，或是早法国乡间农场吃新鲜的山羊干酪，你都会感觉自己身处同一个大洲。我本人曾站在洛杉矶一条十二车道的高速公路旁，等待根本不存在的一班巴士，那是我一生中不多的几次泛起欧洲思乡病的时刻。

布拉格人、巴斯克人和勃艮第人如果不脱去自己的地方、地区或民族色彩，就很难迎来一个欧洲大同的时代。“不存在欧洲人这个概念”，黑特.马克在他2007年的一部权威著作中表示。“这里没有单一的语言，而是有几十种。就‘国家’（state）这个词而言，意大利语与瑞典语极为不同。这里仍然没有真正的欧洲政党，泛欧洲的报纸和电视台仍然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最终要的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经历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这话说到了问题的核心。“为了把握命运，为了理解无法解释的事物，人们需要故事”，马克写道。“单一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形象，他们总是能把个人经历融入一个宏大的，有凝聚力的叙事。但欧洲做不到这一点。与美国不同，它仍然没有共同的叙事”。

在美国，五十个州之间或许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在胜利日，美国人都会感受到美国，并为之骄傲。当唱起《星条旗》或看到美国运动员夺取奥运会金牌时，他们的心跳会为之加速。许多人会为这个国家而在遥远的国度战死。绝大多数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宪法，并至少大体了解他们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他们说同一种语言，也沉迷于同样的运动。

欧盟已经构建了共同的机构、法律甚至货币。它创造出所有民族国家的象征，包括将“欧洲联盟”作为第一国籍的护照，以及一面国旗，即便只有在莱德杯高尔夫冠军赛上才有人自愿挥舞。它曾有一首国歌：贝多芬的《欢乐颂》，虽然没有歌词，而且绝大多数欧洲人并不知晓。它所缺乏的是人民之间共有的文化、语言或叙事，再不济，也要让人们认同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创造的政治架构。

“我们有了欧洲”，前波兰外交部长布洛尼斯劳.吉雷梅克认为，“现在我们需要欧洲人”。但问题在于，你不能像玩具商那样制造欧洲人，而强加于毫不相干的人民头上的执政架构，也很少能得以善终。欧盟与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使用武力强迫。但也有着相同点：对首都政治精英的愤怒、易碎的民族认同，以及对于“行省”自决权的渴望。

这里就是欧元区难产的症结所在。1990年代早期，当共同货币的概念提出时，有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通过使用同一种货币，欧元区各国将会聚集在一起。总之，欧元会让挥霍无度的希腊人变得更像节俭的德国人。但实际上，弱经济体只是利用了欧元的长处，以低利率借入了大笔金钱以支持不可持续的福利体系，以及高涨到莫名其妙的住房市场。必要的改革，比如让劳工更容易雇佣和解雇、抑制工资增长，和缩减膨胀的公共部门等，都被搁置到一边。

欧洲联盟是一种和平管理不同国家的手段，因此在布鲁塞尔会议室中的敷衍妥协才会取代战场上的刀兵相见。这么做无可厚非。不过，在食品包装立法，以及黄瓜曲率法案上的妥协，完全不同于在边境保护、防卫政策和税收方面的妥协。英国人决不会接受比利时那种水平的税率；法国人永远不会同意欧盟取消丰厚的农业津贴；而且如果敌人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没有哪个国家会派出自己的儿女为欧洲价值观而战，德国在利比亚战争中的袖手旁观就是例子。

“欧洲身份仍然是一个第二位的，冷门的身份”，加尔顿.埃希写道。“当代欧洲人不会为了欧洲而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不会为了欧洲而生”。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欧盟仍然像1990年代初那样，只是个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集团，这倒没什么大不了。担当各国聚集在一起，缔造了共同货币和共同规则，他们必须要彼此信任对方。而且当各国将国境控制权彼此移交时，就像欧洲人在申根的协定那样，他们必须感受到其他成员国家也在完成这个任务。

普通公民的看法也很重要。一个贫穷的，住在公租房里的不列颠人有权利问为什么她要通过税收来补贴富裕的法国农民。而如果德国劳工比希腊人晚退休五年，德国人也有权利质问，为什么她要拿出辛苦赚来的收入给希腊人，使后者能够提前退休。实际上，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德国人激烈的反对支援希腊，这种心境反映在这个国家的报纸上。2010年，《图片报》的头条标题醒目的写道：“希腊人想得到我们更多的钱！”而这还只是去年一系列成功营救行动之前的事。

问题在于，至少部分看来，这是一场信心的危机。荷兰信不过让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守卫他们的边境，因此他们拒绝签署申根协定。德国人不相信希腊人会用适宜的方式运用金钱，因此把钱一点点交到对方手中。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欧盟会保护他们免遭来自东方的侵略，因此转而依赖北约和美国人。而在英国人看来，除了时装和厨艺，欧洲人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自己。

这也是一场合法性的危机。欧盟手中敛聚了非凡的权力，但它的作为多数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也缺少民主政府必须的安全阀。比如，从来没有人问过德国人民，是否愿意放弃他们曾钟爱的德国马克。政府简单的作出了决定，理由之一是共同货币将被严格的规则所捆绑（巴黎和柏林后来在这一点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另外一个理由则是货币联盟不会导致财富从富国流向穷国（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

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如果不喜欢一个政府，你可以投票赶他们走。但在欧盟体系中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欧洲委员会还是欧洲总裁（还好欧盟有一个执行部门），都没有经过选举。欧洲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比利时政治家赫尔曼.范龙佩，此人没有经过民选便获得了这个职位。欧盟的两个立法机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的大部分官员都经过选举，但很少有欧洲人愿意投票。此外，改变本国代表也不大会影响二十七个成员国的总体政策。

或许最重要的，欧盟无法让选民相信它会在一个全球化世界带来附加值。在最近的民调中，只有不到一半受访者认为欧盟吸收新成员是一件好事。百分之五十三欧洲人不认为他们的声音会影响欧盟，而在2009年，即便刚刚经历前一年的金融消溶，仍有百分之三十八受访者对此深信不疑。

对于欧元的怀疑主义浪潮，欧盟的应对之策是要求更多权力，以治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在去年12月26日的欧盟27国峰会上，有26个成员国（英国被孤独的撇在了一边）参与签署了一项财政协议，该协议将为国家赤字制定上限，并对超出上限者施以严惩，给予布鲁塞尔更大权力以修补各国预算，并潜在的协调集团内部的税率。这么做自有其道理。说到底，如今欧元的痛苦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决定，即追求一个货币同盟，而不是财政、经济或政治同盟。这意味着欧元成员国同意使用共同利率、共同的通胀目标和债务水平，但可以自由决定向公民征收多少税金，为他们提供什么福利和津贴，以及遵循怎样的雇佣政策。或迟或早，这种体系的缺点会暴露出来，残忍的市场会对此作出反应。如今，欧盟面对着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逐个国家采取措施以避免金融传染病继续扩散，要么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式的国家，拥有统一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在布鲁塞尔建立实际上的联邦政府。

这两个选择都不会令人愉快。前者很可能会导致共同货币的崩盘，欧洲许多顶级银行会就此消失，并引起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衰退。后者或许可以拯救欧元，但会进一步疏远欧盟和它所代表的人民。当然，还有营救的成本，这将需要纳税人为此付出数千亿欧元的代价。

欧盟的支持者们常常将这个俱乐部同鲨鱼相比较：如果它停止运动，就会下沉。各个国家和人民“永远亲密的联盟”这个目标，甚至写进了欧盟的奠基条约，就像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超过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联盟已经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增长到二十七个，它的成员自愿把更多权力交给布鲁塞尔，而联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前运动。经济危机的结束可以加快这个结合的进程，但欧盟的长期合法性会为此付出代价吗？

“随着欧盟逐步升级，我们似乎正在失去欧洲的公民”，2005年时任欧盟委员的让博格表示。如果这是真相的话，如今甚至比七年前更甚，因为技术官僚已经取代了民选官员，领导被危机折磨的希腊和意大利，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则在劝诱罗马、马德里和里斯本，引诱政治家接受痛苦的紧缩。

过去，欧盟领导人们很少担心冗长的交易会招致公众舆论。但如今已经好景不再。扩大联盟的任何前景都将取决于奥地利和法兰西的选民，在宪法约束下，两国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公决，鉴于两国对安卡拉的仇恨，土耳其加入这个集团的机会将被完全熄灭。与此同时，为了让欧元区规则更加严格而对欧盟条约的修改可能触发爱尔兰的全民投票，而正是这些选民，过去曾两次拒绝了修改条约的企图。

2002年1月份，在欧元硬币和钞票启动前不久，欧洲央行总裁杜伊森贝格曾认为，“欧元不仅仅只是一种货币，而是整个欧洲切实融合到一起的象征”。他是对的，不过不是以他希望的方式。十年过去了，欧元备受争议的现状已经完全概括了欧洲统一梦想的破灭。这种货币拓宽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而不是让欧盟更加接近它的公民。它没有开启一个繁荣的新纪元，却要让千百万欧洲人陷入数十年窘迫的生活。它也没有把欧洲各国人民凝聚到一起，而是让同盟濒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