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没让我们变蠢。它让我们的脑子更自由了。

最近，大家都在谈论《大西洋》月刊上一篇题为《Google把我们变蠢了吗？》的文章。这些人当中，一定有那么一小撮是真的读过Nicolas Carr写的这篇4175个词的文章的。

Christophe Vorlet

为节省你的时间，我本打算给这篇文章写一个100词的精编版。但是现在分散注意力的因素太多了，没人读得了这么长的文字。所以，下面奉上140个字符的Twitter版（Twitter是一种超高速blog形式，只能用包括空格和标点符号在内不超过140个字符的断章记录你的生活）：

Google把深度阅读变得不可能了。媒体改变了。我们的脑结构也变了。计算机替我们思考，压平我们的智能。

如果你努力读完了上面的文字，可能会觉得Twitter——而不是Google——才是人类智力发展的敌人。

在Twitter中，别人订阅你的“tweets”。那些能把日常生活细节写得风生水起的人赢得了大批听众。网上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与Twitter竞争的服务。此外还有一些帮助人们管理来自Twitterer海量信息的服务上了线。

甚至有专为公司内部用户使用的版本：Yammer。你可以跟踪某个特定雇员的断章。（“每周例会。百吉饼不错。为什么人人都穿卡其？所有员工必须按时存档T. P. S.报告，OK？”）就好像在工作场所的会议、电话、即时通信、电子邮件和Google搜索的间隙中，我们的注意力还不够分散似的。

如果连Google——这个将我们从浪费时间的寻找信息相关活动中解放出来的工具——的益处都有人质疑，那针对把我们的生活压缩成俳句的工具的敌意简直就是理所当然了。Twitter联合创始人之一Jack Dorsey在接受MIT技术评论杂志的访问——当然是通过tweet了——时被问到为什么不熟悉Twitter的人听说它之后，“要么理解不了，要么很愤怒”。他的回答简短而无法让人满意：“人们必须自己去找它的价值。尤其是对Twitter这样简单微妙的东西。它是什么取决于你的用法。”

很难想到有什么技术在被发明时是不被恐惧的。Carr先生在他那篇《大西洋》上的文章中说苏格拉底也害怕书写会对人的思考能力产生影响。印刷术在降生时也引来了类似的恐惧。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1972年，惠普发明第一个手提科学计算器HP-35时，该设备在某些工程学课堂上被禁用。教授们害怕工程师会拿它当拐棍，怕他们会不再理解纸笔计算或计算尺与熟练的科学思想间的关系。

但是HP-35并没磨灭工程技巧。相反，过去36年间那些工程师为我们带来了iPod、手机、高清电视以及，没错，Google和Twitter。它将工程师们从平凡任务浪费的时间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花更多时间来创新。

许多技术上的进步都有这种效果。拿税务软件来做例子。填写纳税申报单的枯燥工作不会再占用好几个夜晚，而只需几个小时。这些时间可以花在更有生产率的活动中。

但对每个提高生产率的技术来说，都有其他要我们花更多时间的技术伴随而来。这也是我们时代的辩证法。iPhone通过地图和因特网接入帮我们节省时间；但因为它的下载游戏，我们等于同时揣上了一个口袋游戏机。费时技术和省时技术的比例只可能不断上升。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而知识都是免费的社会中，注意力成了有价商品。公司之间争夺的是眼球——一个诞生于点com风潮时的重要衡量标准，比拼的是打造有粘性——这个时代的又一个重要术语——媒体的能力。我们付出的注意广度并没有报酬，收获的只是更多分散注意力的因素和消耗的时间的需求。

新技术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糟这一悲观假设可能是职业或培训产生的结果。Paul Saffon，未来学家，说他可以把技术世界分成两类人：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他说工程师的世界观天生更乐观。有了正确的工具、足够的时间、正确的提问方式，所有问题都能解决。其他人的思维可能同样有科学性，却从熵的角度看待世界的自然秩序，前进的方向只有衰落和死亡。

那些人不一定错了。但是工程师的观点相信的是人类进步。当然，在某些时候这种想法结出了可怕的果实——例如非调性音乐或是分子料理。不过在人类历史的长卷里，书写、印刷、计算和Google的效果只是让思考和沟通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