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研，可不可以不诺奖

2011-12-29 14:38:415065浏览｜ 15评论

1901-2011，自诞生以来，诺贝尔奖已走过110年历程。对于科学家而言，诺奖是对其科研成果的最高肯定。而对于中国人而言，诺奖总是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至今还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除外）。人们不禁要问，我们为什么得不了诺奖，我们离诺奖还有多远？

自1901年诞生以来，诺贝尔奖至今已走过110年的历程。对于科学家而言，诺奖是对其科研成果的最高肯定。而年年与诺奖无缘（和平奖除外）也成了中国人的一块心病，有人愤愤不平地指责诺奖评选标准存在双重标准，其导致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得不到肯定。

在此我们不过多地纠结于诺奖评选标准是否存在所谓的“西方偏见论”，谨试图从科研文化（环境）方面来探讨中国人离诺奖究竟有多远。

“量产”诺奖的LMB实验室

若按照诺奖得主数量来衡量，英国剑桥大学医学研究理事会（MRC）旗下的分子生物实验室（LMB）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中心之一。自1947年创建以来，LMB实验室有13位长驻科学家共同分享了9个诺贝尔奖，其中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因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虽然该实验室并非获得最多诺贝尔奖的实验室，但也让我们有种“批量生产”诺奖的感觉，那么，LMB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这儿有种传统：竭力雇来聪明人，随后基本放手让他们自己做。”

—— LMB实验室小组领导人利奥·詹姆斯（Leo James）

LMB实验室的成功绝非偶然，其“秘诀”可以简单地归纳为：自由思想+平等讨论协作共享+稳定的资金。青年才俊们可以在这片土壤上自由呼吸，对于他们来说，得诺奖只是时间问题，而不得诺奖，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他们在这里可以专注于自己所热爱的研究。

反观中国，我们大大小小的科研机构有着什么呢：

· 经费年年涨，创新没见着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曾在《科学》杂志上联名发文，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科研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幅度增涨，理论上讲，这应当能够使中国在科研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与中国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然而科研经费分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施一公教授（左）和饶毅教授（右）

· 科研经费分配的“潜规则”

对于巨额科研经费而言，问题关键在于每年针对特定科研领域与项目颁布的年度申请指南。该指南由政府官员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委员负责编写，而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们会常常听从官员们的意见。因此，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 论文数量猛增，实则剽窃成风

2009年11月，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这些论文实际上却无人阅读并且充斥着大量的剽窃。《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主编张月红在采用国际科学期刊的标准对中国的论文进行甄选后，她摇着头说：“在近2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大约31%的论文存在抄袭和剽窃。对于计算机科学和生命科学类论文，这个比例高达40%。”

· 科技奖励与职称和待遇挂钩

在中国，科技评价和奖励与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挂钩，与科研单位的排名挂钩。这导致科研人员热衷于申报奖励项目，奖获奖变成了科研的最终目的。全国政协常委沈文庆曾直言：“很多科学家告诉我，申请科技评价或奖励项目约占了他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怎么做好科研啊！”

· 难以留住人才

面对国内这种乌烟瘴气的科研氛围，有抱负的科研人员是去是留并不难选择，中国最优秀的和最有才华的人正在被吓跑，像施一公这种凭良心回国的顶尖科学家并不多见。而从国内下一代的回答中我们也可见一斑：“我想到哈佛大学、威廉姆斯学院或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和商科。可能是在研究领域，那里更为自由，我们在那种开放环境中有更多机会。我需要更多的自由。”

总结：

有人曾调查过，从开始研究到荣获诺奖的平均时间跨度是30年。这么长的时间，你熬得住吗？在没有稳定环境的情况下，这个命题实则伪命题。中国很多科研人员一方面希望专心搞科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强势体制进行博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即使某年某月真熬出了个诺奖，也不过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