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梦中国 | 经济学人

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让中国的城市正常发展，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未来至关重要，James Miles说。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马可波罗从没到过中国。然而，即使这位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商人没有亲眼目睹沿海城市杭州，他所描述的“毫无争议的世上最精彩最华贵”，无疑也反映出杭州对其他异国商人所激发的敬畏之情。 他还写道，“看上去难以置信”，杭州（被他称作“行在”）只不过是1200个中国南部“富裕大城市”中的一个，“这个城市中的所有事物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甚至不能用语言来描绘。”

（画：马可波罗到中国）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中国的城市中富丽堂皇的宫殿、铺设路面的道路以及精心的规划布局足以震撼人心，而当今的大城市，则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和最大的购物商场，被世界上最长的高速铁路网所连结。如果一切按执政党的计划进行，未来的二十年将会唤起更多的喘息声。

到2020年，高速铁路网将会拓展三分之二，额外增加7000千米，那时候，几乎所有人口达到50万的城市都会被纳入该网络，数千万的流动人口将从农村地区如洪流般涌来。据世界银行称，从现在起到2030年，城市居民人口数量年平均增长数可能达到1300万，约为东京的总人数。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接近总人口数的70%，而现在仅为54%。据估计，城市人口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虽略低于10亿的预期，但已经十分接近。正如美国商人James McGregor在他2005年出版的《10亿顾客》中所提到的，这个拥有10亿消费者的国家象征着“率先抵达者获利丰厚的梦想，以及数百年来魅惑无数外国商人的渲染和热望”。

自2012年接任总书记一职以来，习近平（现任主席）（译者：后用“习”）用一句标语开启了他十年任期：中国梦。对执政党传统的负载意识形态口号来说，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突破。这个标语无数次引入官方话语、作为书籍和歌曲的主题，它正是在号召向上攀登的城市居民为了享受富裕国家人民那样舒适的生活而不断努力。

仅15年前的中国几乎不存在中产阶级，而到2011年，这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了50%。执政党的命运逐渐与城市的稳定和中产阶级的幸福指数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农民出身）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建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这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开始将城市作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点。主要得益于人口流动风潮，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自改革开始开始增加至5亿——人数相当于整个美国再加三个不列颠。

李克强在2013年接任了国家总理职务。他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视作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称其为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李和其他官员喜好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Joseph Stiglitz的话，说“美国的技术革新和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个关键”。就在上个月，总理审核并公布了一个新的有关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他承认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污染恶化、城市扩张、堵车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通常在60%左右），所以，进一步的城市增长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城市的健康发展将会使中国在未来保持较快增长，反之则会产生灾难性的问题，加剧社会公平失衡（据世界银行称已达到拉美国家水平，虽然中国官方坚称最近有所改善）、贫民区的扩展、全球气候变化（城市消耗了中国3/4的能源，主要来自煤）和社会动荡。

连续十余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大部分时期增速都在两位数，国内外开始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疑虑。增长在放缓；地方政府的奢侈消费堆积起巨额贷款；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为自己、家庭和财产寻找国外的避风港；高官丑闻反映出大规模腐败。审查通常能阻止反党言论的广泛传播，而粉丝数量庞大的微博博主仍然敢于重申强烈的批评。

习用生动的的语言解释了这个国家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他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中国必须“沿着危险的道路披荆斩棘来改革”，应对腐败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在11月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执政党宣布市场力量必须扮演“决定性角色”，这是迄今为止对市场作用最大的肯定与支持。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具有讽刺意味的不愿与农村移民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新兴中产阶级，在面对这些既得利益者所带来的强大阻力时，习的前任胡锦涛放弃推进改革。多年的游移不定的使新政策看上去更加激动人心。

为什么城市很重要

所有习必须应对的重要改革都涉及中国城市的运转。他必须给予农民与城市居民相等同的权利，使他们能卖房子（目前几乎不可能）、带着现金离开土地；他必须理清地方政府财政的混乱局面，改变他们严重依赖于从农民手里抢夺土地后转卖给开发商的现状；他必须放松国有企业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让他们上缴给政府更多的利润；他必须快速行动起来清理城市环境，尤其是那些有害气体，并且阻止环境日益恶化影响城市发展；他必须告诉城市居民：他们居住的城市是怎样运转的。

（方块图：2012年各省级行政区域人均GDP；饼状图：红色为“农村地区登记人口”，橙色为“城市地区登记人口”，黄色为“城市地区农村流动人口”。来源：哈佛分析；经济学人预测）

这个列表既使人畏惧又迫在眉睫。中国城市最近的增长产生了两个习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其一是大量流动人口（包括近些年农村流动人口的在城市所生的孩子），目前已达到了7亿3千万城市人口的1/3。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想要在这个国家获得一个城市居民的官方认可，以及地位赋予后的福利和获取公共服务的权利，相比去获得美国或者欧洲的公民身份更加困难。这种对国内流动人口的苛刻待遇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分割作用，而这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

另一股力量来自城市中产阶级，大致与流动人口数量规模相当，约为2亿6千万。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近些年中，这一人口规模一直保持着合理的数量，但是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别的地方一样，担心着他们的财产和权益：怎样在城市规划者和政党官员的异想天开中得到保障、消费价格将会怎样波动、如果经济泡沫破裂将如何应对。不断增长以致负担不起的房价，亦或是反向的一个陡降，都会促成中产阶级不同范围的抗议。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在党的许多失误中出现，例如与官员腐败有关的粮食安全丑闻。

（摩天大楼数量；浅色：2000年前，深色：2000至今，橙色：中国，绿色：美国。中美日印四国2014年前后依据现有汇率统计的GDP，单位：万亿。来源：高层建筑与城市住宅委员会；经济学人智库）

正如前任，习将动荡的迹象扼杀在萌芽状态。异见人士稍稍超越小群体、拉横幅、提抗议的均被关进小黑屋，然而还是有一些积极的迹象。他接管的新的政党机关，是一小群拥有广泛组合的官员，他们正致力于改善政策协调和克服阻碍变革的官僚主义，甚至建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建设“民主和法制体系”，尽管可能不会走得很长。习还发起一场激烈的运动来对高层进行反腐，虽然不能持久治愈地方贪污问题，但是仍能钳制官员使之顺应改革计划。

逐渐减少的劳动力供给

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农村劳动力的萎缩，城市化速度也将放缓。近年来，每年近9百万人口进入城市，而据政府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金三林称，这个数字将在这个十年的后半部分减少到7百万，在2020后降到5百万。到2017年，他写道，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几乎消失。

中国官员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较西方在产业转型中发展的快得多。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从20%攀升到54%。相同的历程，英国花了100年，美国花了60年。然而在更近的时间里，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已经有所放缓，这主要是由中国对流动人口的差异化政策和对农村土地买卖的垄断造成的。

无论按照哪种标准衡量，中国的城市化已震撼人心。上海即将完工的由美国人设计的121层摩天大楼将成为世界第二高楼（仅次于迪拜的哈利法塔）。所有新兴的城市区域、地铁、现代机场、城际高速公路的建设，都保持着大多数国家引以为傲的规模和速度，但是中国并没有在城市增长过程中全面获益。浇筑了更多混凝土，回报却日益减少，这一局面将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