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02 13:31:071900浏览 | 2评论
电子人真正的窘境在于我们都被卷入了一个划时代转化的过程,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记录、账户、条目、存档、注册、收藏、几年、目录、证词以及记忆的东西统统被一个简单的数据代替。“数据”已经成为了我们用于形容那些随时产生的,集中存储的我们存在的证据。 数据处于所谓的知识阶级中的最底层——它低于信息、知识与智慧。

三四年前还鲜有所闻的事情现在已经比比皆是了:有次晚宴,在坐的人突然为一件事争论了起来(关于Tom Selleck,Burt Reynolds以及七十年代那标志性胡子的),当时有一半的人拿起手机去Google了一下,争执立马平息了。看到这一幕时,有个朋友当场就非常巧妙地说了一句“手机成了我们的剑龙脑”。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我才发现这样的比喻实在没什么值得让人高兴的地方。
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剑龙有“第二个大脑”来控制其后半部分身体,可能你已经知道这一理论几年前就已经过时了,但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的。当时,我正带着我那越发有未来主义倾向的三岁孩子在洛杉矶国家历史博物馆(他现在经常会在诸如电视、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划过手指,看到它们没有反应就宣布,这东西坏了)参观,而这离我八年级时老师告诉我这一事实也已经很久了。所以,这一比喻不仅仅建立在一个并不成立的理论上,它还巧妙地借用了另一个工业时代的观点:我们的手机以及其它的数据存储、网络设施是我们大脑的副手,它们仅仅是我们慢速运转的大脑的助推器,而不是太空时代(抑或后太空时代)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改革者。
2010年,人类学家Amber Case在一个TED演讲中宣称“我们已经成为电子人了”。她说,千百年来,使用工具是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修正。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躯体意义上的延伸,而是精神意义上的扩展。”电子设备可以让我们任意压缩自己的时间与空间,还只需一个按键就可以让它们自由地传播(或者说,按键所触发的电子感应)。最近有人告诉我说,John Perry Barlow早在智能手机到来之前就将网络空间定义为“电话可以连通的地方”。Amber Case小时候就曾受到瞬时旅行影响,她也表示当你在手机上写论文时,“所有人都相当于在自己的口袋里藏着一个虫洞”。正如她所言,“你在每个不同的设备上都有不同的时间维度......正由于此,你开始去挖掘自己身体外的记忆——你把他们遗落在了什么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挖掘遗失在我们口袋里的外部大脑中的记忆的人类学家。”
最近,我一个朋友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丢失了她的硬盘以及备份硬盘,里面存储了她几年的工作,她收藏的所有音乐,照片和电子邮件。几周后,我那一直故障不断的手机终于寿终正寝了——随之而去的是我女儿降生以来所有的照片。我没有备份自己的手机数据,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新电脑连接到原来的硬盘上,并且我也一直在计划着将MobileMe(我忘记了它的密码)换成iCloud(我一直拖着没做就是因为想先在一块硬盘上备份好)。我的数字存储问题就是这么互为牵绊,我都没有来得及去考虑我手机上照片的脆弱性。几周后,我还在想着什么时候一定要让自己丢失的照片神奇地回来,这马后炮的想法一直纠缠了我好久。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想到这件事儿就觉得不靠谱。
这就是作为一个电子人的窘境:它不仅仅是曾经需要自己去记忆的东西可以存储在外在的媒介上,这一媒介坏掉、过时或者由于其它原因而无法获得;它也不是我们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存储,整理,精简和维护这些记忆。电子人真正的窘境在于我们都被卷入了一个划时代转化的过程,那些过去被我们称为记录、账户、条目、存档、注册、收藏、几年、目录、证词以及记忆的东西统统被一个简单的数据代替。
“数据”已经成为了我们用于形容那些随时产生的,集中存储的我们存在的证据。我一点都不吃惊,数据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给予”,它指的是那些给予别人或者自己放弃的东西。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数据处于所谓的知识阶级中的最底层——它低于信息、知识与智慧。
我们存储和保留更多信息的能力每进步一点点,和背景、环境与联系相关的东西就会丧失一些。科学记者Joshua Foer,《和爱因斯坦在月中漫步》的作者,在一场面向皇家艺术协会的演讲中说,人们以前“会倾注心血于自己的记忆中,会培养自己的记忆。他们谨慎地装点自己的记忆,他们试图记住一切。而如今,书籍、电脑和手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工作,我们把记忆外包给了外部设施,结果就是我们不再相信自己的记忆,把每一个微不足道的、被遗忘的事情作为自己记忆完全不行的证据。”他说,当我们把自身越来越多的本原存储在自身之外的时候,“我们也就忘记了如何去记忆。”
在采访时,有人问Foer,难道记忆不也是一种负担,痛苦的媒介,或者一种障碍的时候,他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记忆,也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这让他的人的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弱,因为“要成为一个人你必须存在于一个时间的维度里面。”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则是一个过目不忘但是没有过滤信息能力的人。Foer将这个人比作博格斯小说里面的一个人——“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在于记忆,而在于遗忘。”
丢失数据和忘却是两码事:它是遽然发生的,而非像忘却那样有个逐渐地、无知无觉的过程,所以它更像抢劫而不是减负。相似地,积累数据也和获得知识、经验与智慧相差甚远。“你电脑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样子的呢?”Case问到。“嗯,如果打印出来,它看起来就像是你一直随身携带的一千磅的东西。如果你丢掉了这些信息,那就意味着你的大脑突然就遭受了这一损失,你突然会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当然,这些你都无法看到,所以它将会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Foer说,“有些事之所以值得记忆是因为它们有意义、非常重要或者其本身的趣味。”数据没有重量,没有什么趣味,占据的空间也少。我们存储的的数据越多,我们区分数据的能力、区别数据的重要性与意义的能力就会越差。
比如,我敢肯定我的丈夫至今仍记不住我的手机号码,这个号码从我们第一天相遇他就存在了自己的手机上;而我则记得他的号码,因为他给我写在了一张小纸片上,之后我把它贴在一个挂板上,渐渐地,这个号码也就有了意义。在我的脑海中,我丈夫的手机号码是和他的书写密不可分的,它活在一张边齿不齐的小纸片上,每隔一段时间,在我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浮现。
过去,我所听的音乐都有数个视觉上的体现——唱片或者CD封面上的图片、磁带上胡写乱拼出来的记号、CD架上的排布或者在我汽车里面那乱糟糟的一团。现在,我收藏的音乐越多,我越是发现自己会在一堆名字和标题之间匆匆而过,留不下一点痕迹,这种模糊的走马观花不会带给人任何东西。
或许这就是在过去几年间复兴的工匠手艺人类似品技术的原因;比如,德国邮政和世界各地的物流公司都提供了一个新的Facebook应用程序,它可以让用户把自己的Facebook活动变成一本漂亮的书,书里面包含了所有你最喜爱的社交网络记忆,转换成纪念性的信息图形并以该形式保存。还有一个叫做Postagram的应用程序,它允许你将你的iPhone手机上的图片变成贺卡,并寄给你所选择的接收人那里。酷爱光碟的90后和00后初期的这群人也加入了最近兴起的“磁带文化”,让人无法不想起那些70后和80后们。在Etsy网站上有大量的文具出售,而现在几乎每个书店都成了精致笔记本兼营店了。一群宝丽来的狂热迷发起了一项叫做“不可能完成的项目”的项目,获得了继续生产宝丽来胶片的权利,而正是由于他们,宝丽来又回来了。
不管音乐复古风如何吹,我的女儿都不大可能会像我一样经历她的照片、音乐、电话号码和信件了:记事板上的贴画、阁楼里的箱子、富有意义的幸运符。我这些繁重的过往以及几乎已被遗忘的自己,我觉得最终将会是她继承的负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一定会珍存这些东西。总有一天,我会扫描自己所有的照片,同步自己所有的设备,把埋藏在储物间里面最后一箱CD都逐出门外,把时间与空间压缩到最小的空间里面去。我会做好自己的网络联系,把所有的数据都做好索引,把自己生命的长度与广度缩减到一个可搜索的标签化小玩意儿里面。
最近,我重读了Jennifer Egan所著的《恶棍来访》(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这本书主要讲了音乐是如何附着于记忆并将其唤醒,将其以联系来保存,从来达到一种时间旅行的感觉。时间无限,空间无垠,这就是将记忆保存在自身之外带给我们的,但它至少在理论上让我们从人本身的限制上解放出来,不过这种想法有时候也让人惊骇不已。
突然我意识到,正在流行的复古技术和怀旧关系不大,它其实是人的一种冲动,一种想要减缓数据外流,反抗个人到集体化的冲动;它想让这个过程变得不那么瞬息即逝,不那么短暂,不那么容易互换,从而更加易于感知、更加线性而有立体感。”我们这一代人是一种文化产物——大写的未来,“William Gibson在2010年说。”越年轻的人这种倾向就越小。如果你今年十五岁左右,我觉得你已经活在了一种无尽的数字空间里面了,日趋高效的合成记忆体让这种永恒成为了可能。“或许,数字化存档任何些微小事的欲望不是惧怕遗忘的证据,而是让自己记住如何该如何记忆的意愿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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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Selleck: 汤姆·赛立克,美国电影演员和制片人(1945年1月29日-),1980年代美国好莱坞知名一线动作片演员;出生于密歇根州底特律,政治上是美国前总统雷根好友及支持者,活跃于影、视、歌三栖长青树,曾客串《老友记》中Monica的男友Richard。
Burt Reynolds:伯特·雷诺兹1936年2月11日生于美国乔治亚州。1972年以一张刊登在全球性杂志上的裸照打响知名度。1977年以卖座片《追追追》一跃成为70年代颇具号召力的票房明星,同时亦尝试亲执导筒。80年代曾重返电视圈,成绩不错。1997年因出演《不羁夜》荣获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
John Perry Barlow,生于1947年10月3号,美国诗人和随笔作家,退休的怀俄明牧牛农场主,网络自由主义者,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 创始人(之一)和现任主席,著名文章包括The Economy of Ideas: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Wrong 和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